這大約是在1816年前后的事。當時楊對光學研究失去了信心，甚至有人譏諷他為瘋子，以致他十分沮喪。
他便利用其豐富的語言學知識，轉向考古學研究。
1814年，41歲的時候，楊對象形文字產生了興趣。拿破侖遠征埃及時，發(fā)現(xiàn)了刻有兩種文字的著名的羅塞達碑，這塊碑后來被運到了倫敦。羅塞達碑據(jù)說是公元前2世紀埃及為國王祭祀時所豎，上部有14行象形文字，中部有32行世俗體文字，下部有54行古希臘文字。之前已經(jīng)有人研究過，但并未取得突破性進展。
由于楊的這一成果，誕生了一門研究古埃及文明的新學科。
1829年托馬斯·楊去世時，人們在他的墓碑上刻上這樣的文字——“他最先破譯了數(shù)千年來無人能解讀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托馬斯看到羅塞達碑的時候，很多人讀懂了最下面的希臘文。
托馬斯認為上面兩個部分的埃及文跟最底下的希臘文是相互對照的。
即使如此，由于埃及文明的斷絕，倒使上面兩個部分的內容沒法對應破譯了。
托馬斯看著上面陌生的文字，一開始也一籌莫展，但是他發(fā)現(xiàn)了上面有很多詞匯有重復。托馬斯也看到希臘文中的重復的詞匯。重復的出現(xiàn)率幾乎差不多。
托馬斯知道很多人通希臘文，只需要讓懂希臘文的人給自己說一說這個希臘重復的詞匯表示什么含義就行了。
經(jīng)過打聽之后，才知道這個重復率很高的詞匯就是托勒密這樣的姓氏，原來這個碑文對應的時間也大概跟托勒密時期吻合度很高。
其中楊解讀了中下部的86行字，破譯了王室成員13位中的9個人名，根據(jù)碑文中鳥和動物的朝向，發(fā)現(xiàn)了象形文字符號的讀法。
托馬斯就把托勒密這樣的埃及文字直接給寫了出來，然后公布了自己的發(fā)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