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在這個時候搞競彩，而且還做強做大，公然去和那些民間去搶資源搶市場，也是因為鋪墊這么長的時間之后，王迪在兩個領域里面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技術話語權。
一個是紙張，一個是印刷。
紙張其實早就出現(xiàn)了，而且，經過蔡倫與左伯幾代人的努力之后，技術和質量已經有了長足的發(fā)展，這左伯紙，厚薄均勻，質地細密，色澤鮮明，難得的佳品，而且，到了這個時代，造紙已經擴散到了南方地區(qū)，并非什么國家高度機密。無非是原料的分離（漚浸或蒸煮的方法讓原料在堿液中脫膠，并分散成纖維狀）；打漿（用切割和捶搗的方法切斷纖維，并使纖維帚化，而成為紙漿）；抄造（把紙漿滲水制成漿液，然后用撈紙器（篾席）撈漿，使紙漿在撈紙器上交織成薄片狀的濕紙）；干燥（把濕紙曬干或晾干，揭下就成為紙張）這幾道工序。所以，前世的影視作品中，王迪一直十分奇怪，怎么古人明明已經有了先進的造紙技術，卻還是以書簡為主呢？
來到這個時代之后，經過他人指點才知道，一個是供應量上不去，自然會導致紙張昂貴（這就和原材料廉價與否關系不大了），一個是為了方便保存，人們總是認為重要的文件應該鑄成鐘鼎或者書于竹帛，才能長期保存為據(jù)?！度龂?魏.陳思、王植傳》便稱:“功銘著于鼎鐘，名稱垂于竹帛。”很多檔案文書封存，尤其是契約合同的憑據(jù)也多是竹簡的形勢，足以說明當時人們仍認為紙不適于長期保存。
但是，在王迪看來，三國鼎立以來，大規(guī)模的戰(zhàn)亂就少了很多，按理來說，相對和平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作為這樣一個文化大國而言，把紙張供應量提升上去，提升到一個普遍能接受的價格程度應該不是問題吧？至少政府方面要是強推的話也不該是這個局面，第二，方便保存倒是一個不錯的說辭，可是，這種書寫方法不也是要比寫在紙張之上麻煩很多嗎？紙張又不是沒有人用過，在這個便捷方面和保質期方面，應該心里有數(shù)吧？
所以，他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認為，更有可能是，當權者出于某種陰暗的心理，故意壓制阻撓紙張的傳播，進而掌控知識文化的壟斷地位，對于屌絲而言，紙張?zhí)F，就買不起，篆刻書簡太過費力，學習難度成倍放大不說，因為家境問題搞不搞得到教材都是個問題，光聽老師講授又能如何？比如劉備，這個盧植“函授班”里面的學員，文字功底不怎樣，學習興趣不太濃厚（聲色犬馬，不喜讀書）就和客觀難度太高有很大關系。
但是，這些對于那些權貴和所謂“詩書傳家”之人來說就沒有問題了（同樣還是劉備，逆襲了，臨死的時候就讓孩子多讀書，當然情有可原，就如同我們的父輩，不希望自己歷史問題造成的學業(yè)困難遺憾，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傳到下一輩身上一樣），這樣的話，就可以持續(xù)對中下層人士，形成智商上的壓制優(yōu)勢。
基于這種陰暗心理，王迪一直想方設法的要絆倒傳統(tǒng)的既得利益者，在開疆擴土發(fā)家致富的同時，真心的要在文化推廣上做出點努力，所以，在條件允許之后，暗中搗鼓出了“造紙廠”，在他看來，只要把紙張的供應量推上去，至少可以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文化傳播，一個是上廁所能夠“舒心”一些，不再使用廁籌這種令“局部”地區(qū)粗狂成長的神物。
諷刺的是，低廉的草紙（也就是衛(wèi)生紙）批量生產之后，倒是遭遇到了權貴們的熱烈歡迎，銷量喜人，卻沒有惠及到老百姓——在老百姓看來，紙張是很昂貴的，拿來擦屁股的話實在是暴殄天物。至于傳抄經典，推廣文化，底層民眾是“自慚形穢”加上洗腦嚴重，自動退避三舍，權貴們則是收起了一副上完廁所的愉悅表情，一臉沉重的建議還是以竹簡為主，雖然是麻煩了點，但是，保質期長啊。
無奈，王迪還沒有直接硬肛整個特權階層和文化貴族的實力和手腕，只好繼續(xù)蟄伏下來，去搗鼓另一個重要平臺：印刷廠。
印刷，自然是比手工抄寫（不管抄寫在什么載體上）要更加便捷，王迪也知道，印刷，是分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兩大階段的，即便是最早的雕版印刷，也要再忍耐個幾百年才能出現(xiàn)，現(xiàn)在就讓他一步到位弄出活字印刷簡直是癡心妄想，真要有那個金手指水平，也不至于穿越以來處處受制于人，只能靠狗屎運混到今天。
但是，王迪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發(fā)現(xiàn)，雕版印刷的出現(xiàn)也并非是從石頭縫里直接蹦出來的，有一個循序漸進的發(fā)展過程，比如，印章可早就有了，印文均刻成反體，有陰文、陽文之別。在紙沒有出現(xiàn)之前，公文或書信都寫在簡牘上，寫好之后，用繩扎好后放粘性泥封結，將印章蓋在泥上（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有了紙張之后，某些公文也書寫在紙上，泥封演變?yōu)榧埛猓趲讖埞募埖慕涌p處或公文紙袋的封口處蓋印。那么，這印章，其實不就是一個迷你版的雕版了？其次，還有碑石拓印，遠的秦始皇同學，出巡在外多次刻石留下自己的足跡（比今天游客的到此一游什么的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近的還有蔡邕同學，他建議朝廷，在太學門前樹立《詩經》、《尚書》、《周易》、《禮記》、《春秋》、《公羊傳》、《論語》等七部儒家經典石碑，共20.9萬字，分刻于46塊石碑上，每碑高175、寬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歷時8年，全部刻成。成為當時讀書人的經典。很多人爭相抄寫，不過這是方便了讀書人這個群體，還沒有真正普及到老百姓之中，而且，有蔡邕這種廣闊胸襟的人，還是鳳毛麟角，不然也不至于很多人要趁著官方監(jiān)管不嚴的時候偷摸去“盜版翻印”，這正說明當權者是不希望流傳的太廣泛的，不然早就拿來賺錢了。
搞清楚印章和碑文拓本這些細節(jié)之后，王迪覺得，其實雕版印刷的出現(xiàn)，其實主要差在思想意識打壓控制以及大膽假設上，只要自己這個理工渣能夠在大方向引導技術員工，資金扶持到位，讓他們沿著自己的“大膽假設”去小心求證的話，那么，雕版印刷，至少，能夠短暫應付的初代雕版印刷產品在這個時代面世還是可以期望的。
所以，仗著有王蕃這種日益陷入狂熱的技術大拿（對仕途越來越沒有興趣，甚至也不滿足于整日里琢磨數(shù)學這個基礎學科單純的搞理論，只要有燒錢的金主在后面撐腰，他就敢不怕失敗的進行千百次實驗，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錢，反正還有王迪這種滿腦子“奇思妙想”的人傻錢多的領導），很快就暗地里搗鼓出了“雕版印刷研究所”。
研究所的所長由王迪出任，王蕃只是個副所長加首席工程師，其實，王迪只是提出了一個只有四個字的構思（雕版印刷，其余的自己領會去吧），但是，王蕃何其威武，很快就把手中掌握的幾個關鍵技術串聯(lián)起來，有了大致的研究方向（正確的研究方向），剩下要做的就是，和以前一樣的反復試驗，實驗那種版料木材雕刻印刷后的效果更好，雕刻陽文反字還是陰文正字哪種字效果更好，墨色調配等等。
具體的事情王迪就沒參與了，沒時間關注這些細節(jié)不說，還看不明白（被古人在科學技術方面給碾壓了是一個很羞辱自尊心的事情），索性，和前幾次一樣，又當起了甩手掌柜，錢不夠了，跟我來要便是，技術人員不夠了，高薪聘請便是。
蒼天不負有心人，僅僅三個多月，王蕃的技術團隊，在沒有耽誤數(shù)學研究和財務核算的前提下，就給王迪拿出了雕版印刷的1.0版本。
雖然這個版本，別說在現(xiàn)代人眼中，即便是在古代有了印刷術以后的時代看來，質量也是有點慘不忍睹的，但是，王迪都是能接受的。
誰說一定要上來就搞出來質量最好的了？那樣的話，自己還沒死呢，就先破產了，可以先投入生產嘛，可以先收回第一期的研發(fā)成本嘛，以后慢慢升級便是，反正不怕有人以超越時代的眼光發(fā)現(xiàn)其中的商機，有這種人也不怕，天量資金足可以把你拍死在黎明前的黑暗了。
于是，雕版印刷研究所的衍生公司就出來：一個其貌不揚的地下印刷廠。
而幾經思量之后，王迪交待出來的第一個印刷書籍任務便是：《論語》。
倒不是因為王迪有多么的喜歡，非要再次鞏固儒家的政治地位（其實他真的對此持保留意見），只是單純的因為字數(shù)比較少，雕刻版本相對而言方便快捷一些。
雕版還沒完事呢，王迪便向同樣當起了甩手掌柜的王蕃（琢磨數(shù)學去了，別說刻字，連雕版印刷二代產品都不急于開發(fā)了）傳達了緊急通知：暫停印刷廠制作論語母版，大活來了。
“子均，不雕刻印刷這《論語》，難不成是《尚書》？”王蕃有些驚喜。
“莫要說笑，”王迪搖搖頭，說出了一個王蕃意想不到的東西：“眼下著急印的，是彩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