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臺來，我迎著葉玉良走過去，他卻又往門外一指，我明白這是心細的他擔心此地人多嘴雜，正要往外面走，段主任又過來拉住我的手：“洪先生，您這曲子太好了，趕明兒能否教教學生們。”我耐下心客氣了幾句，然后說還有事趕緊離開。
走出禮堂，看到葉玉良在不遠處的路燈下等著我，看看周圍沒有其他人，我連忙走上去低聲問：“怎么了？”
“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線索?！彼恼Z氣中透露出一種莫名的情緒，并不是有什么重大發(fā)現(xiàn)的興奮，這讓我感到有些奇怪。
“什么線索？”
葉玉良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徑自說道：“我們每天晚上都會在我那里碰一下當日的收獲，今晚我和馮運雄等了半天，都沒有見到李振明出現(xiàn)，就知道出事了，我于是讓馮運雄繼續(xù)在家等，自己直接去了振明的家?！彼D了一下，似乎是在考慮措辭，卻猛地一彎腰，居然就嘔吐了起來。
嘔了好幾聲，他才緩緩起身，一邊掏出一塊手帕擦嘴，一邊說：“實在抱歉，我實在是沒見過那么慘的情況?！?p> “李振明出事了？”我結(jié)合他說的上下文，立刻做出了判斷。
葉玉良卻搖搖頭：“不，這幾天不是之前被日本人抓起來的愛國志士被陸陸續(xù)續(xù)放出來了嗎？其中也有我們抗團的人，被送到振明家的就是其中一位，他叫劉小康，之前和我們關(guān)系都很好，他是在參與刺殺周作人（注）的時候被捕的，我們本都以為他已經(jīng)犧牲了，可在振明家見到他，我才真的明白生不如死是什么意思?！?p> 他突然激動起來，伸手往禮堂里面一指：“別以為里面那些人就算苦的了，他們大多是挨餓受凍，即便受刑也不嚴重，可是小康，日本人為了讓他吐露抗團的成員名單，用盡了各種折磨手段，我剛才見到他的時候，他都被折磨得沒有人形了。”葉玉良伸手抹了把奪眶而出的淚水：“我一向知道日本人很壞，可是即便我用全部的頭腦去想象，都想不出他們能在一個同類身上下那么重的毒手?！?p> “日本鬼子從來沒有把我們當人看過?！蔽疑锨芭牧伺乃募绨颍骸艾F(xiàn)在抗戰(zhàn)勝利了，我們更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所以我需要你堅強起來?！?p> 葉玉良長呼了一口氣，“抱歉，我一向以為我很勇敢?！?p> “無需抱歉，我們都是普通人，現(xiàn)在請告訴我，小康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情報？”
“是的。”
“太好了，我們現(xiàn)在就去見他?！?p> “不?！比~玉良沉默了一下：“已經(jīng)來不及了。小康受刑太重了，全身上下沒有一塊好的皮膚，他是堅持著要等見到我們好告知他的發(fā)現(xiàn)。他說和他被捕后，被關(guān)押的地方有近兩百人，大多是普通老百姓?？墒堑鹊胶髞恚蜎]剩下幾個人了，最后幾天的時候，日本人以為他活不下去了，在他附近說話的時候都沒有注意，小康又聽得懂一些日文，他因此得知其他犯人都被轉(zhuǎn)移了，而且類似的情況，在很多監(jiān)獄里都有發(fā)生。也就是說最近這幾個月，日本人抓了很多中國人，現(xiàn)在放出來的，基本都是學生，抗團，等有一定社會名氣的人，而很多很多普通人，至今下落不明?！?p> “有沒有說轉(zhuǎn)移到哪里？”
“他只說了這些，就，就去世了。”葉玉良忽然抬起頭，上來握住我的手：“洪科長，讓我加入你們的組織吧，我，我要為小康他們報仇?！?p> 我也握緊他微微有些顫抖的手：“小葉，仇是一定要報的，只是組織里可能還有內(nèi)奸，你在外面會更好地幫助我，等此事完結(jié)，我會把你介紹到更合適的地方去?！?p> 說話間我們回到了屋子前面，小趙早已安排好了車輛，我讓葉玉良也上了車，小趙充當司機，先把他送回了家，我叮囑他盡快找到劉小康被關(guān)押的地點，明天我們再想辦法調(diào)查。接著，小劉載著我朝著情報局開去，漫長的一天終于要結(jié)束了。
注，下文轉(zhuǎn)自天涯論壇：作者鬼念小貓， 1939年元旦，燕大的舊學生沈啟無前往周作人家中賀年，談話間進來一人，只說一聲：“你是周先生嗎？”便是抬手一槍。沈啟無趕緊站起來說：“我是客人”，那人也不理睬，對他也是一槍，隨后從容出門，幸運的是，子彈打在周作人毛衣扣子上，周并無大礙，而沈傷重住院一月有余。刺客究竟是誰，至今不明。
此段文字出處源于洪炎秋的《國內(nèi)名士印象記》其三（原載1947年11月《臺灣文化》，后收入《廢人廢話》一書），刺殺周作人的究竟何許人？可謂文壇一段未解公案。20多年后，60年代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回憶了事情的經(jīng)過以后，這樣推測（見《知堂回憶錄》中“元旦的刺客”周作人致成仲恩的信）：
……這案件始終未破，來源當然無從知悉，但這也可以用常識推理而知的。日本軍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給國民黨的特務(wù)，但是事實上還是他們自己搞的，這有好幾方面的證據(jù)。第一，日本憲兵在這案件上對于被害者從頭就取一種很有惡意的態(tài)度。一日下午我剛從醫(yī)院里回來，就有兩個憲兵來傳我到憲兵隊問話，這就是設(shè)在漢花園的北京大學第一院的。當時在地下室的一間屋里，仔細盤問了兩個鐘頭，以為可能國民黨認為黨員動搖，因而下手亦未可知。以后一個月里總要來訪問一兩次，說是聯(lián)絡(luò)，后來有一次大言治安良好，種種暗殺案件悉已破獲，我便笑問，那么我的這一件呢？他急應道，也快了。但自此以后，便不再來訪問了。第二，刺客有兩個，坐汽車來到后面的胡同，顯然大規(guī)模的。但奇怪的是，到家里來找我，卻不在我到海淀去的路上，那是有一定的日子和時刻的，在那路上等我可以萬無一失，也不必用兩個人，一個就盡夠用了。民國十五年燕大初搬到海淀的時候，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說過上學校去的行程道：“假定上午八時出門，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橋，五分慈獻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葉赫那拉氏墳，五分黃莊，十五分海淀簍斗橋到?！爆F(xiàn)在卻是大舉的找上門來，不用簡單直捷的辦法，豈不是為避免目標，免得人聯(lián)想到燕大去的事情么？這安排得很巧，但也因此顯露出拙來了。我到燕大去當了客座教授，就可以謝絕一切別的學校的邀請，這件事情第一觸怒了誰，這是十分顯而易見的事情……
周作人的意思，因為他借了在燕京大學當客座教授的理由，可以拒絕日本人的聘任，因而得罪日本人。所以要殺他的是日本人。案發(fā)后的盤問帶有敵意，而找上門來刺殺，是故意掩人耳目。但是人們普遍并不認同周作人的說法，因為他的說法實在是太牽強了。
此外對于這件事的敘述，早在1946年，一個中國人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書：《It is Dark Underground》，作者署名“Loo Pin Fei”（后來翻譯為“盧品飛”，周作人則譯為“盧彬斐”，均未被證實，姑以稱之），顯然是個華人。作者在書中聲稱，當年刺殺周作人是他和另兩個人所為。那兩個人一個姓高，一個姓王（但周作人在致鮑耀明信中卻說其同伙姓馬）。作者說，他們前去刺殺時，帶了一封偽造的總統(tǒng)給周作人的信，讓他在接信時殺他：
仆人把我們帶到中間的房子，有兩個人在那里喝著茶。周看見我們馬上從沙發(fā)上站起來。
我們把偽造的信遞過去，他接了請我們坐下，然后拆信。高馬上拔他的左槍。因為他穿了長袍，左輪給扯住了。高拼命地拔，槍柄露了出來，但槍桿子還是卡著。這時周的客人憋見了槍，嚇得跳了起來，全身發(fā)抖。他張口要呼救，我開槍，他馬上倒下去。
周站在那里目瞪口呆，還拿著茶杯，茶水濺了。高發(fā)力把槍扯出來開火。
對這一說，周作人生前已看到，他在1962年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斷然予以否認。學術(shù)界也大多不予采信，認為不大可靠。周作人在給鮑耀明的信中這樣評說盧品飛的說法：
今日得廿八日手書，比廿九的信反而遲到了一天，所以“玉碎”的典故弄不清楚了。這位“盧彬斐”先生倒實在可佩服，因為難得他能寫英文，并且肯假冒是特務(wù)，弄錢的方法真是想盡了（筆者姓盧，同伴的特務(wù)姓馬，合起來乃是一頭驢子！）那件事情總結(jié)起來，當是日本軍部所搞無疑，如今乃有人出來替他們頂替，而且說誰手段也欠高明，漏洞百出，殊屬可笑。其最甚者乃說我是一個肥胖的中年人，恐怕見過我一面的人，沒有會說是胖的，可見盧先生乃是未見的友人也。又說我早上從八點半往校，下午五點半才回家，這也是我初次聽見，我自從做教員起只是按時間去上課，課完就走了的。說院子放著金魚缸，這個我也一直沒有看見過，此外漏洞，如來書所說，亦不具論……
這里所謂“玉碎”的典故，指盧品飛所著《黑暗的地下》中第八節(jié)《碎玉》（Broken Jade）。周作人的意思是，盧是為了“弄錢”而不惜假冒“特務(wù)”的惡名。同年12月8日周作人又寫信給鮑耀明說：
……作家尺犢之文，已承X君見示，云系000君手筆，事有傳訛，原屬無怪，如說出事原因在做督辦，可謂年代錯誤之甚，做督辦乃民國三十年之事，而暗殺則在甘八年元旦，所提前半年之事乃指進燕大任教，所云十年則多少有點夸大?！?p> 除此兩種，還有就是范旭的說法，刺殺周作人系“抗日鋤奸團”所為。（此說見《燕京大學三八年五十周年紀念刊》《風蕭蕭兮易水寒》，1992年《上海文史》月刊第五期陳嘉祥《周作人被刺真相》一文。）
最近朋友送了我一本書，名為《囚歌》，副題是“紀念1937到1945年關(guān)押在北炮局第一監(jiān)獄外寄犯人收容所的人們”說是書不太貼切，不過是私人印刷的冊子。作者是劉永康，記敘的是在抗戰(zhàn)期間京津地區(qū)由青年學生為主，組織的抗日團體“抗日殺奸團”的事跡，“抗日殺奸團”是國民黨“軍統(tǒng)”的外圍組織，主要組織者為軍統(tǒng)所派，如負責人曾澈就是。“抗團”是利用天津英、法租界的庇護和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1937年在淪陷后的天津成立的。開始參加的人少，主要是一些高中生，規(guī)模、范圍都不大。細讀此書才知道當時很多刺殺事件都與詞組織有關(guān)，很多都是此組織的行動，其中就包括“刺殺周作人事件”。他的記敘與范旭先生的說法頗為一致，可作輔證。
時間是1939年元旦，而刺殺周作人的便是“抗日殺奸團”負責組織的干事李如鵬，他是天津南開中學的學生，還參加過刺殺當時偽教育局局長陶尚銘的行動，按劉永康的記載“……1939年元旦他（李如鵬）和掩護他的趙爾仁在燕京大學方（土斤）范旭的掩護下從容地走進北京西城八道灣周逆（指周作人）的會客廳，但當他面對這個自己要制裁的對象就是昔日懷著崇敬的心情，讀過他《藥堂雜文集》的作者時，心中不禁戰(zhàn)栗……就是由于這小小的遲疑、震動，使射出的子彈稍微有所偏離，沒有射中對方的心窩，僅射中了衣服的紐扣，由于忙于抽身，只開了一槍……”
寫到這，可以告一段落，原本時過境遷，物是人非，這種陳年公案大多會慢慢變成無頭公案，淹沒于歷史中。然而往事往往不想隨風而逝，一個偶然的機會便能使人窺見歷史的部分真相。當時很多“抗日殺奸團”的成員至今仍健在，對于這段歷史，不敢忘卻，記敘了很多回憶性的文字，在日本的朋友也幫找來當時的日方檔案，如果有后來人能講此段史事鉤沉研究，應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