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禍起中平：第一節(jié) 獨斷·天下未定

　　公元189年，東漢文學家蔡邕撰寫了《獨斷》這部記述漢代等級制度和禮儀的著作，意在倡導禮儀、匡正禮法，使整個社會在一個秩序、規(guī)范的體系下運行，其中開篇就這樣寫到：

　　“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乗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

　　蔡邕這篇文章中關于禮法的記述，深深的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直到今天依然是后人用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禮儀秩序的必備參考資料。然而作為后人，我們也非常清楚，就在蔡邕寫這篇著作的同一年，大漢王朝的禮儀秩序徹底崩潰，揭開了一段悲慘亂世的序幕。

　　從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建立漢王朝到蔡邕撰寫《獨斷》的公元189年，已將近四百年。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雖然兩漢中間出現過一個短暫的新朝，但是漢王朝的歷史地位依然不可否認，她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重要代表，對中華文明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然而正如其他所有的王朝一樣，經過四百年的漫長歷史，漢王朝也即將走到盡頭。

　　按照標準的歷史定義，公元220年，大漢王朝最后一任皇帝漢獻帝以禪讓的方式將皇位給予魏王曹丕標志著大漢王朝的正式結束。然而，從現實情況來看，很多人都認為經歷了公元189年到公元190年的各種動亂以后，大漢王朝就已經名存實亡了。

　　公元189年，是東漢中平六年，中平是漢靈帝劉宏的第四個年號，也是他的最后一個年號，就在這一年的四月十一日，年僅三十三歲的漢靈帝劉宏駕崩了。

　　幾乎各種各樣的史料，都對這位漢靈帝評價甚低。例如在諸葛亮的《出師表》中就寫到“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這里所說的“桓”就是漢桓帝劉志，而“靈”就是漢靈帝劉宏了。

　　對于漢靈帝的功過是非，后世也有許多評論，現在也出來不少人為漢靈帝鳴不平，孰是孰非我們這里不去討論。不過漢靈帝的死，卻著實為大漢王朝的徹底坍塌壓上了最后一棵稻草，因為一件關系到大漢王朝萬世基業(yè)的大事，他還沒有處理完，就撒手人寰了。而這件大事，就是由誰來繼承漢靈帝的位置，做下一任大漢的皇帝。

　　自古以來，冊立儲君就是帝國政治體系下一個敏感而又重大的問題，因為他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命運，稍有閃失可能就會朝野震動、天下大亂。然而面對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漢靈帝還沒有處置妥當就駕鶴西去了，實在是有點不負責任。當然了，這也不能完全怪漢靈帝，畢竟生死有命，誰都無法預測自己的壽命。而且雖然史書上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是根據當時的情況，很多史學家都推測漢靈帝是留了遺詔的，只是由于種種歷史原因，我們后人不知道而已。

　　史學家們之所以推測漢靈帝是留有遺詔的，是因為許多歷史證據都表明，漢靈帝生前在皇位繼承人的人選上，是有明顯傾向性的。

　　漢靈帝可以繼承皇位的兒子，有兩個，一個十四歲，名叫劉辯，是嫡出；另外一個九歲，名叫劉協(xié)，是庶出。在這兩個皇子里，漢靈帝比較喜歡的是小兒子劉協(xié)。根據史書記載，漢靈帝認為大兒子劉辯舉止輕佻，沒有帝王的威儀，而小兒子劉協(xié)舉止端莊，更有皇帝的樣子。所以漢靈帝的本意其實就是廢嫡立庶，讓小兒子劉協(xié)來繼承自己的皇位。

　　那么既然漢靈帝已經有了自己的打算，為什么他生前沒有立劉協(xié)為太子，把繼承人問題徹底解決呢？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立劉協(xié)為儲君這件事情上，朝廷內外都有人反對，而且人數還不少。

　　在中國的古代，關于由誰來做下一任皇帝這個問題，名義上是由現任皇帝來最終決定的，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簡單。首先，中國古代所奉行的繼承制度是“嫡長子”繼承制，所謂“嫡”就是正妻所生，所謂“長”就是年紀最長，所謂“子”就是男性后代。按照這個繼承標準，劉協(xié)顯然是不符合的，因為他除了是男性后代這一條符合以外，既非“嫡”，也非“長”，所以依據禮法，他不應該繼承皇位。其次，政治是復雜的，如果皇帝想要立為儲君的皇子沒有獲得大部分人的認可，或者說沒有建立起一個有利于儲君將來行駛皇權的政治架構，那么一旦先皇駕崩，新任皇帝可能就很難控制朝政，甚至連皇位也會被別人搶走。所以，在冊立儲君這個問題上，所有的皇帝都是使盡渾身解數，通過各種各樣的政治博弈，為自己未來的接班人建立好一個登基的權力格局。

　　那么漢靈帝要立劉協(xié)為儲君，有哪些人反對呢？這就要先了解一下當時的大漢朝廷，都存在哪幾股政治勢力。

　　首先是宦官勢力：宦官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格局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直以來都對中央政權有著關鍵的影響，這種影響會根據朝代和時局的不同有大有小，但就以東漢末年來說，那還是相當大的。

　　其次是外戚勢力：外戚勢力其實就是皇帝的母親或者妻妾的家族勢力。這股勢力和宦官一樣，也是長期活躍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最后是士族勢力：士族勢力也可以說是官僚勢力。在東漢時期，由于官員選拔的主要方式是察舉制，導致很多家族世代做官，由此便形成了士族。士族勢力是當時人數最多，涉及面最廣的一股政治力量，其勢力范圍涉及到帝國政治的方方面面，也是整個帝國實行統(tǒng)治的政治基礎。

　　這里需要簡要說明一下這個察舉制，以及這種制度如何導致這些士族集團的形成。察舉制是漢朝時期的一種重要的官員選拔制度，這種制度在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134年）被正式確立，隨后一直延用到漢朝滅亡。這種制度的主要特征就是由地方行政長官按照相關規(guī)定在轄區(qū)內考察、選拔人才，然后推薦給中央，經過中央的考核，通過者就會被任命為大漢政府的正式官員。

　　那么這些人才都是依據什么標準選拔出來的呢？在當時考核人才的科目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祿四行等，雖然這些科目名稱各不相同，但其實主要考核的就是一個人的“德”，所謂“以德為先”；除了對品德的考核，在學問方面，由于漢朝自漢武帝起就開始推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方針，所以考核的內容就是“儒學”，因此，當時對于一些特別有學問的人，就稱呼其為“大儒”，例如鄭玄、孔融就是當時的儒學大家；而除了“德”和“儒學”，“才”也是當時考核的一個科目，相較于“德”和“儒學”，“才”的考核更加注重于實用性，例如：善于施政、治理百姓就是“尤異”，善于處理繁瑣的文件和政務就是“治劇”，善于兵法、作戰(zhàn)英勇就是“勇猛知兵法”等。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最重要的考核內容就是“德”，因為這呼應了漢朝“獨尊儒術”“以孝治天下”的立國方針，而其他的考核科目，重要性都無法和“德”相比，所以當時的人才選拔方式可謂“唯德是舉”。

　　然而“德”是一個非常難以量化的概念，什么樣才能算有“德”，兩個都有“德”的人，又怎么判定誰的“德”更高？恐怕對于“德”的認定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大家都認可的標準，站在不同立場、不同角度，對于“德”的評價標準可能就大相徑庭。因此，“唯德是舉”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很快就發(fā)展成了“唯親是舉”，因為有“德”之人雖然不好判定，但是“親疏”關系則是一目了然，官員們選拔、推薦的“人才”就變成了和自己具有某種親緣關系的人。然而如果一個官員明目張膽的推薦自己的兒子或者外甥做官，難免會遭人詬病。所以，一種潛規(guī)則就此應運而生，那就是大家互相推薦，你推薦我的兒子，我推薦你的外甥，這樣既光明正大又皆大歡喜。

　　自漢武帝時期確立的察舉制，因為完全迎合了士族階級的意志，所以就一代一代的沿用下來。而這些世代為官的家族，也隨著這種制度的實施而愈發(fā)的強大。于是，到了東漢末年，就出現了例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這樣所謂四世三公的豪門士族，這些家族的成員世世代代都把持著大漢朝廷的重要權力部門。

　　然而這樣一來，社會的階層就在這些官員們的政治交易中慢慢固化了，保持社會穩(wěn)定的上下流通管道被徹底堵死了。整個社會的壓力就會由上而下不斷累積，直到有一天所有被禁錮在底層的壓力再也無法接受新的壓力輸入，從而徹底的爆發(fā)。于是，到了東漢末年，隨著社會中各種矛盾的激化，陸續(xù)發(fā)生了黃巾起義、涼州之亂這些影響全國的重大政治事件，也直接震動了東漢王朝的基本政治框架。

　　這個基本的政治框架，就是由宦官、外戚、士族這三股政治勢力相互制衡而構成的。在時局穩(wěn)定的時候，他們是皇帝用來實施統(tǒng)治以及權力制約的工具，皇帝本人的意志也在這種平衡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和貫徹。然而一旦時局發(fā)生了變化，例如農民起義、地方暴動或者皇帝駕崩，那么這種平衡和制約的體系就需要重新調整。公元189年，恰恰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年份，黃巾起義、涼州之亂都還沒有徹底平息，而漢靈帝又突然駕崩，大漢王朝的統(tǒng)治頂層出現了權力真空，這種情況勢必導致中央權力架構重新洗牌。而這種調整對于每一股勢力來說都是風險與機會并存，因為大家都想要在權力重新架構的過程中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關鍵就在于新任皇帝人選的確立，每一個集團或者派系都希望將自己所認可的繼承人推上皇帝寶座。

　　因此，在反對劉協(xié)當皇帝的勢力中，首當其沖的就是外戚勢力中的何皇后家族，因為這個何皇后，正是劉辯的母親。

　　作為母親，何皇后自然是堅定的支持自己的兒子當皇帝。而作為何皇后的兄長，大將軍何進，車騎將軍何苗也同樣是劉辯的鐵桿支持者。這樣一來，何氏外戚就成了反對劉協(xié)繼位的第一股勢力。

　　除了何氏一家因為親緣關系而反對劉協(xié)。在士族集團中，也有許多人不支持將劉協(xié)立為儲君，其中的代表就是來自于汝南袁氏的后將軍袁隗。

　　出生于名門望族的袁隗是當時士族體系中領袖級別的人物，其家族也是當時數一數二的豪門士族，接連四代人都擔任過“三公”級別的官員。

　　所謂“三公”就是指朝廷常規(guī)的官員序列中級別最高的三位官員。在秦朝以及西漢初期，“三公”通常是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副丞相），分別是全國最高的行政、軍事、監(jiān)察長官，到了東漢，經過漢光武帝劉秀的改革，演變?yōu)樘尽⑺就?、司空，他們分別掌管全國的軍事、民政、營建，然而這只是名義上的一種權力劃分，“三公”到底有什么樣的權力以及有沒有實際權力，還要看當時的具體情況。在更多的時候，“三公”是一種榮譽性的職位，本身并沒有什么實際權力，只不過相比一般的官員，“三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們擁有設立自身辦公系統(tǒng)的權力，而在這個辦公系統(tǒng)中工作的幕僚或辦事人員，均由“三公”本人自行選擇任免，無需經過中央政府的批準，這在當時叫做“開府自辟掾屬”。而如果有幸進入“三公”府擔任掾吏，那么就有機會獲得“三公”的推薦，進而成為大漢朝廷的政府官員。在當時，這種入士渠道和察舉制并列為兩大主要的官員選拔渠道，然而要入“三公”府當掾吏又談何容易，想要獲得推薦就更是難上加難，普通的百姓家庭對于這樣的入士渠道也只能望而興嘆。

　　后將軍袁隗是當時袁氏家族的領袖，也正是后來大名鼎鼎的袁紹、袁術的叔父。袁紹、袁術作為袁家的后起之秀，在當時可謂名副其實的官二代，官僚貴族子弟的代表。他們的高祖袁安曾經擔任三公之中的司空和司徒；曾叔祖袁敞曾擔任司空；祖父袁湯曾任司空、司徒、太尉；生父袁逢曾任司空；而現在的這個叔父袁隗也曾經擔任過司徒。四代人中有五個人都擔任過“三公”級別的官員，可謂“四世五公”。而其家族中擔任“三公”以下級別官員的人更是不計其數，再加上曾今在袁氏家族中工作過的幕僚、掾吏，可謂“門生故吏遍天下”。

　　此時的袁紹、袁術正在大將軍何進的府中聽差。他們之所以會響應何進的征召而成為大將軍府的掾吏，是因為以袁氏家族為代表的東漢豪門士族秉承傳統(tǒng)的繼承觀念，認為冊立太子應當遵循禮法，長幼有序，劉辯身為皇嫡長子，自然應當繼承皇位。所以在皇位繼承人的問題上，袁家和何氏外戚是立場一致的，也因此形成了一種政治聯(lián)盟的態(tài)勢。這樣一來，以袁氏家族為代表的東漢豪門士族就成為了反對劉協(xié)繼承皇位的第二股強勢政治力量。

　　綜上所述，外戚中的何皇后家族由于親緣關系而支持劉辯繼位，士族中的袁氏家族因為禮法秩序也支持劉辯繼位。所以，不論是在外戚勢力，還是在士族勢力，都是反對劉協(xié)，支持劉辯的呼聲更高。也正是這些來自外戚、士族的阻力，導致了漢靈帝沒能夠在生前就冊立劉協(xié)為太子。那么同為三股政治力量之一的宦官勢力，在這個新帝人選的問題上又是什么立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