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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是宋哲宗趙煦親政之前的一個年號。
那時，趙煦因為年紀小，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臨朝聽政。
高滔滔為了加強她自己的統(tǒng)治，起用以砸缸的那個司馬光為首一眾保守派，全面廢除王安石變法，恢復舊法，史稱“元祐更化”。
這一派，即所謂元祐黨人，又稱舊黨。
與元祐黨相對立的，是宋神宗元豐年間支持變法的一派，時人稱他們?yōu)樵S黨人，也稱新黨。
高滔滔去世，趙煦開始親政后，為了收回皇權，全面推翻了他恨之入骨的高滔滔實施的政策，啟用元豐黨人章惇為相，全面恢復變法新政，并嚴酷打擊元祐黨人，赫赫有名的蘇軾、蘇轍、黃庭堅等舊黨人士皆遭流放。
宋徽宗趙佶繼位之初，向太后垂簾聽政，曾啟用過元祐黨人攬權，使得舊黨之人又得以回到朝堂之上。
后來，向太后去世，元豐與元祐兩黨即新舊兩黨展開激烈的斗爭。
趙佶起初本想調(diào)和新舊兩派，使他們攜手共建大宋。
但后來，趙佶發(fā)現(xiàn)這根本就行不通。
經(jīng)過一番抉擇，趙佶最終選擇新黨的杰出人才蔡京擔任宰相，將年號定為“崇寧”，意為推崇熙寧。
熙寧是宋神宗趙頊用了十年的一個年號，那十年是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時期，所以王安石變法也稱“熙寧變法”。
同時，那十年也是趙頊向西開邊的十年，趙頊將宋朝邊境向西推進了一千多公里。
趙佶使用“崇寧”這樣一個年號，很顯然是在以此表明他決心推行新法，繼續(xù)走他父皇趙頊開創(chuàng)的變法開邊之路。
蔡京自幼聰穎好學，胸懷大志，精力充沛，思維活躍，喜歡排場，善于交際，鋒芒畢露，敢于決斷，不怕得罪人。他相貌儒雅，舉止瀟灑，學識淵博，氣質卓越。他與弟弟蔡卞在東京太學讀書時，便以博學多才蜚聲校內(nèi)外。
入仕之后，蔡京在崇文院校書、中書禮房習學公事、大理評事、權提點開封界諸縣鎮(zhèn)公事、起居郎等很多崗位上得到歷練，他每一職都春風得意，如魚得水。
后來，蔡京擔任賀遼道宗生辰使出使遼國，他的才華和風度讓遼國君臣稱贊不已。
蔡京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回國后不久，便晉升為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是皇帝身邊負責起草詔令的秘書官，參與決策與政務運作，屬于政府高級官員。
三十八歲時，蔡京便被趙頊委以重任，擔任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
開封府位居首都東京，乃“天下首府”。權知開封府，即統(tǒng)攬京城汴梁一應行政、司法，民生等要事，地位顯赫，實權在握。
可以說，蔡京是一步一步從最底層爬起來的能臣，當時的很多大人物都認可蔡京的才華，很多人也都畏懼蔡京的才華。
這使得蔡京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起起伏伏。
趙佶任用蔡京為宰相之后，蔡京立即開始對元祐黨進行打擊，其力度之大，態(tài)度之堅決，手段之狠毒，可以說駭人聽聞。
（具體就不說了，想知道的，自己去查。）
只說，從崇寧元年夏天到崇寧三年夏天，蔡京組織力量，花了兩年多時間，對元祐黨進行了一次政治上的徹底大清洗，總共有三百零九人被認定為元祐黨成員。
趙佶下詔：凡是屬于元祐黨籍之官員，活著的，一律降職流放；死去的，一律削去官銜，而且不許元祐黨人子孫留在京師，不許參加科舉。
蔡京請趙佶將這三百零九人的姓名御書刊石，置于文德殿端禮門外東壁之上，播告天下，“永為萬世臣子之戒”，碑上所列之人“永不錄用”。
這就是所謂“元佑黨人碑”。
蔡京還遵旨手書元祐黨人姓名，發(fā)至各州縣，要求各地仿照京師“立碑揚惡”。
蔡京對元祐黨及其政敵的無情打擊，可能包含有泄私憤的成分，但更主要的還是在為變法改革開辟道路清除障礙。
蔡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關鍵，蔡京的政治作風，一貫雷厲風行，有時候氣勢咄咄逼人，這讓趙佶感到很不舒服。
趙佶因此開始懷疑蔡京有專權之傾向。
對蔡京的強勢政治，一些大臣也感到不滿，但苦于找不到攻擊的機會。
直到崇寧五年正月，機會終于來了。
當時，西方天空出現(xiàn)了一顆彗星，尾巴很長，橫亙于天際，每當夜里，照得皇城宮殿窗戶一片明亮。
如此天象，讓信奉道教的趙佶有些驚慌不安。
一些大臣便借機上書，說朝廷政策有闕失。
中書侍郎劉逵趁機勸趙佶毀掉元祐黨籍碑，停止蔡京推行的變法舉措，并說：這樣天象就會正常，人間就會太平。
趙佶采納了劉逵的建議，一天半夜時分，他派出一群宦官至文德殿，將東壁上的石刻全部毀掉。
第二天早晨上朝時，蔡京忽然發(fā)現(xiàn)石刻被毀，厲聲說：“石可毀，名不可滅！”
蔡京的激烈對抗態(tài)度，讓趙佶實在是無法容忍。
不久，蔡京罷相，李清照的公公趙挺之被任命為右仆射，劉逵繼續(xù)為中書侍郎，然后他們二人緊密配合，將蔡京推行的各項變法改革事業(yè)全部廢止。
朝廷內(nèi)外又引起一場不小的震動。
可那時社會上開始廣泛流傳“三不可”之說，即“法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
數(shù)日之后，彗星消失了。
趙佶對趙挺之和劉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滿意，覺得他們兩個蠢貨除了會破壞以外，什么都不會，進而對罷免蔡京之舉有些后悔。
而且，客觀地講，蔡京主導的崇寧變法的確讓當時社會面貌煥然一新。
政治上，舊黨勢力已得到清除，結束了蔓延幾十年的黨爭之禍，為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打下了政治基礎。
經(jīng)濟上，重視農(nóng)桑，鼓勵開荒，尤其是調(diào)節(jié)了茶、鹽、錢法等經(jīng)濟政策，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增加。
軍事上，大宋出兵十萬征西，收復青唐失地，鞏固邊防，提升了皇帝與朝廷的威望，提高了宋朝的國際地位。
教育上，大力發(fā)展學校教育，在全國范圍內(nèi)建立學校教育網(wǎng)絡，以學校教育取代舊的科舉制度，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創(chuàng)舉，史稱“崇寧興學”。
民生上，在全國范圍內(nèi)普遍建立了居養(yǎng)院、安濟坊、漏澤園等民生保障機構。居養(yǎng)院用于救助鰥寡孤獨者，安濟坊用于救濟有病而無錢治療者，漏澤園則是政府劃出地皮安葬那些無力舉喪的窮人。這不是慈善事業(yè)，這是惠及全民的一項民生工程，這在中國歷史上很有獨創(chuàng)性。
回過味來的趙佶，覺得他根本就離不開蔡京，于是又令蔡京復相了。
可趙佶依舊擔心蔡京專權架空他，進而在任用蔡京等新黨的同時，也大量任用舊黨，兩黨又開始爭斗起來。
到了宋欽宗趙桓登基，蔡京徹底離開朝堂，被打為六賊之首，再無人能壓制黨爭，新舊兩黨的爭斗全面爆發(fā)。
公平的說，趙桓之所以戰(zhàn)和不定，一直左右搖擺，很大程度就是因為他在新舊兩黨的爭斗當中左右搖擺。
換而言之，新舊兩黨的黨爭，是促成靖康恥的原因之一。
秦檜所實施的商政，源自于新法（其中又加以一定的變化）。
這是典型的新黨思維。
因此，秦檜自然而然的就被劃進了新黨的范圍，自然就要遭到舊黨人士的打壓。
那些雪花一樣的彈劾秦檜的奏折，其實主要是舊黨人士在抨擊秦檜。
新黨人士見此，紛紛摩拳擦掌，準備予以還擊。
換而言之，隨著汴梁城解封，政治全面恢復，新舊兩黨的爭斗也開始抬頭了……
……
任鳥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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