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討廳中，眾翰林都是若有所思，張敬修之言雖是功利，可又以事功解釋修身，以立功修行道德，在功中見德，可謂是另辟蹊徑來達到立德的目標，而立德、立功、立言不正是儒者所追求的三不朽嗎？
不過翰林們打小就研讀四書五經，深受程朱理學的熏陶，又哪會輕易被張敬修說動，尤其是有理學大家之稱的周子義及沈鯉，更是覺得張敬修之言非是正道，他們對于理學一道的堅持，豈會因張敬修幾句話而動搖。
但見周子義一臉肅然，捏須沉吟，看向張敬修，目光并不嚴厲，卻有著寧靜與堅持：“張修撰說國朝多年積弊，非是經書及仁德可以解決，此言大謬！余以為，如今世道之衰，不在于事功有無，而在于士大夫不知禮義仁德為何物，舉天下貿貿然奔走于功利之場，這才是國之大憂愁。因此，才更要以儒術定綱紀，持綱紀以明賞罰，使民日勸善改惡，而不為異物所遷焉，此一道同心，正人心而維國脈之本也。張修撰卻大談功利之說，豈不是舍本逐末?！?p> “此為正理之言，乃治國之正道也。”
“不錯，以綱紀正人心，天下自然大定，人心向背，縱是事功，又有何用？”
“董子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記其功’，此乃正誼明道，以功利講仁德，實不可取?！?p> ......
眾翰林中，除少數(shù)崇尚心學外，大多都堅持理學為正宗，對張敬修之言并不認同，這并非個人恩怨，而是所堅持的價值觀不同。
張敬修微微搖頭，翰林院堪稱是文人的最高殿堂，是執(zhí)天下文壇之牛耳的地方，大才子王世貞就心心念念地想入翰林院為詞臣。
翰林院地位如此之高，經過精挑細選出來的翰林，自然是這個時代精英中的精英，他們就是大明官紳主流觀點代表，從這些翰林中就可看出，天下持這種觀點的占據(jù)了絕大多數(shù)。
而張敬修在后世讀《萬歷十五年》時，就對書中的一句話記憶猶新，并也有過深入思考：大明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
在這個交通信息不便利的年代，管理這么大的疆域，皇帝到底依靠什么呢？很簡單，各級官員。
但是皇帝要如何管好各級官員？官員們又該如何替天子牧民，安定天下？
這就需要有一套全天下人都遵守的“行為準則”，讓他們一步不敢越線，否則就會被唾沫星子淹死。這套行為準則，就是圣賢書里的倫理道德，讀書人一直所學的圣賢書，就是在學習怎么治國。
所以，這樣當官就容易多了，因為辦事的規(guī)章程序都在那里，按照這個來就行。遇到麻煩了，翻翻圣人書，是不是違反倫理道德？文人靠書上的“道德”治國，一切也就好解決了。不管是地方官還是京官，都可以這么來，很簡單。這也是這些精英們維護以德治國的真正原因。至于事功、變革，他們是打心眼里害怕，也不想去做。
雖然這些熟讀四書五經，從層層重圍殺出來的官紳中不乏高拱、張居正、潘季馴這樣的實干之才，可這只不過是幸存者偏差而已，其中大多數(shù)精英只是成為權利斗爭高手。
張敬修吁了一口氣，問周子義：“周編修說以儒術定綱紀，以綱紀定人心，那么敢問周編修，若是你非是朝廷命官，而是一個家中田地被豪強兼并、失了生計的小民，以至心中怨恨，綱紀可定你心否？還請周編修實言告之。”
周子義張了張嘴，很想大聲說’可以’，但這并不是舍生取義。
其他翰林也都沉默不語，若是真面臨沒有生計的絕路，人心要定，那就只有重獲生路，這個時候，憑借儒術所定下的綱紀，又哪能真正安定人心？
張敬修繼續(xù)道：“若是在下面臨這等局面，除非另有生計，心才可安定?，F(xiàn)天下流民日益增多，不就是因為失去生計嗎？管子云：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我等為官，便是要為百姓之倉廩衣食奔走，兼以仁義道德教化，才是牧民之正道，而非將二者顛倒，亦或是只談仁德教化，不談為民事功?！?p> 周子義聽了道：“此言差矣，以仁德教化就不是事功嗎？此功莫大焉。再者，仁德當在功業(yè)先。譬如，漢高祖拋妻棄子，唐太宗手足相殘，此二君縱克定禍亂、創(chuàng)立不朽基業(yè)，但無明理，以修內圣之心，于齊家明倫有虧，天下人心不服，與三代以仁德定天下差之遠矣。我等圣人弟子，不先以仁德修身，繼之以仁德治世，反以功利治世，如何能讓天下人心服？”
劉邦將兒子女兒丟下馬車逃命，李世民殺李建成，李元吉，這等行為有悖人倫，在儒家眼底，德業(yè)是第一位，功業(yè)是最末，這等德業(yè)修行如何與三代的君王相較，天下人又怎會心服？故而，此言也得到廳中翰林們都認同。
此時，在天下這最為清貴之地，翰林們的閑聊，儼然成了一場辯論，一場以事功為主的功利之說和以德治國之間的辯論，這是兩種不同觀念的碰撞。
張敬修心道：若是不將周子義駁倒，他這種事功及不避諱言利的倡議，要得到這些清流華選的認同，幾不可能。
周子義見張敬修低頭不語，以為張敬修被自己難倒，心中微有些得意，這后生晚輩仗著家世，竟敢在翰林院大談功利之說，視理學正道于無物，看我不駁得你啞口無言、丟盡臉面，看你如何養(yǎng)望！
正得意間，就見張敬修微微一曬反諷：“真腐儒之見，齊桓公殺公子糾，公子糾大臣召忽殉死，管仲不殉死則矣，反仕殺主之君齊桓公，此仁乎？孔子卻道，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p> “齊桓公、管仲以功業(yè)見仁，其私德雖有失，但功甚大，此功便是大德。漢高祖有救時之志，太宗有除亂之功，二者皆終結亂世，于天下有再造之功，天下萬民無不感恩戴德，此非大德乎？現(xiàn)北虜猖獗，邊事危急，流民遍地，朝廷財政艱難，汝平日自處曰仁義曰道德，在此多事之際，汝能堪亂救時乎？坐議立談無人能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空談之被竟敢輕視事功，取笑定國安邦之人，誠為儒者笑爾?！?p> 周子義被張敬修說的滿臉通紅，一時之間卻又無言反駁，只得掩面退下。
眾翰林見周子義被駁倒，都是驚訝于這年少年狀元的辯才，周子義所說皆為理學正宗之言，是大多數(shù)讀書人所認同的至理，而張敬修所言功業(yè)之中自有大德，確實史實實事，畢竟就連孔圣人都是這樣評價管仲的。
張敬修環(huán)視著檢討廳中陷入沉思的同僚們，趁熱打鐵道：“我等儒者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卻又不真正放下身子去為百姓謀福，反而為所謂的養(yǎng)望來自持身份，惜羽好名，為留自身清名，空談仁義道德，將罪責歸于君主，而恥談功利，輕視事功，此可取乎？”
張敬修這話極是尖銳，說出了此時清流官的通病，他們的眼睛雪亮，只是卻總盯著君主的私德，認為皇帝只要德行高尚，這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所以，明朝的官場中，有一股受了委屈就’辭官’的風氣，這能提現(xiàn)他們淡泊名利。而對于一些有悖于祖宗家法、圣人言論的政策，不惜用生命去反對，更讓人無語的是，甚至有時候會毫無理性的為了反對而反對，以此來贏得一個’敢于直諫’的好名聲。但是真讓他們提出什么可行之策，就只能泛泛而談，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原因何在？不就是因為清流官們未真正去基層與百姓接觸，未真正去治民、治軍、治水，不知其中艱難，才敢滿嘴放炮，說出些看似有道理的廢話。
詭異的事，大明朝還就喜歡這種官員。因為沒有去做實事，又總是說著正確的廢話，這樣自然名聲好，品德高尚，升官也就自然而然了。這等導向，豈能放任？
想到這里，張敬修聲音變得激昂起來：“吾等常言德在功前，豈不知功之所在，德之存焉。于為官者而言，有其功必有其德，無其功則德為空，為官者若能解百姓生計之苦，此即為大功，亦為大德。我輩讀書人皓首窮經，常于故紙堆中索跡，言必稱三代，卻不知三代之道，就在三尺之內，日用之中，時時可躬身踐行。
我等翰林若只愿為清貴詞臣，從嘴上說三代之治，恥于事功，那么天下讀書人自也效仿，如此想要實現(xiàn)三代之治，只不過空談臆想而已，實枉作功夫，如井中撈月。
孔圣人言三代之治，乃是身體力行，俯身事功。可現(xiàn)如今，吾等于圣人之學，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shù)刑名，圣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循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橘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仁義道德不足以安定天下。
內圣外王，內圣是綱，外王是目，舉一綱，萬目可張，但索其綱，需從目尋，故綱目并舉方為先圣之意，如此修齊治平可得矣。故而，此翰林往州縣掛職之事，吾愿為先！”
從掌院學士諸大綬到各檢討，都被張敬修這清晰有力的話語所震。以往，他們言必稱三代，總是從圣賢留下的只言片語中尋找，這難免陷入空想。與其如此，不如在事功中去追尋三代之治，這是實踐出真知，乃是煌煌正理！
這一刻，一些翰林都面露慚色，他們在為官之前，都立下為生民立命之宏愿，可入了官場之后，卻又一心想著養(yǎng)望，好作進身之階，從未想過去任那親民官，為民做一些實事?，F(xiàn)在，就連保留翰林身份，去州縣掛職為親民官都不樂意，這其實都是私心在作祟。
張敬修端起茶杯喝了口茶，翰林們也回過神來。
編修沈鯉向張敬修鄭重行了一禮，肅然道：“君平事功之言，真乃高論。若君平真躬行，而非口談事功，那在下必當效仿，去任一任那親民之官，造福一方！”
黃鳳翔道：“吾亦愿往，請掌院學士題請翰林掛職之事?！?p> 羅萬化大笑道：“鳴周兄有此心，在下豈能居于人后?！?p> .......
張敬修欣慰一笑，他這一番長篇大論，總算是沒有白費，讓自己在這些精英同僚中有了一些支持者，這就是思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