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閑堂主人，京城人士也，嘗與余為同窗，具以撰文章、賦詩詞以為趣，因以互引為友朋。余與其相交數(shù)年，月閑堂主人幾易其號，做錦繡文章萬千，余常感嘆于月閑堂主人文章所寓之深。今其有《射陽野語》一書論南宋末年之世情，文字精妙，盡道宋之時弊，因余為其友，故邀余為序。余以為，余之鄙陋難堪此重任。然觀其間哲語，大為所撼，遂欣然受命，欲憑余之淺陋，而述余盡閱此文之感。
月閑堂主人假托古人之口，以十論、六詞、一疏為文，具述宋之時弊，言其興衰之理。自重文輕武之辯，至性本無善惡之論，自會子貶值之因，至官員貪腐之根。復(fù)又發(fā)論于男女之權(quán)、數(shù)理之道、興衰之問。其間月閑堂主人每每托論于童子，而借童子無忌之言，而抒己志也。
此一文，先所罕見也。雖存同體之文，到底未見以宋末而論者。況今人之見，可縱橫宋之始末，到底有如三清視凡，可盡述其變化之根本，盛衰之常理。
其間裴公之所言，今人視之，多有偏頗，然于南宋之社會，卻誠可當(dāng)一方大儒也，而其變莫過于今人思想之自由，古者為儒學(xué)之弊所困也哉？故今古相異，今盛而昨衰，亦莫過于此。
古之衰者，莫非今之鑒也。辟路而行，為荊棘刺，故知何以避荊棘，而后人避之。攀山而上，為猛獸襲，故知何以擒猛獸，而后人擒之。緣溪而尋，為水石迷，故知何以志尋源，而后人得之。故今人之所以撰前人之文章，實是為今日社會之發(fā)展而書諫言哉！
余以為，月閑堂主人之文章如是，而望后來者亦做文章如是。余嘗與月閑堂主人飛鴿而信，皆以為，“拋磚自可引玉，而中華之興盛皆在眾人矣?！?p> 四七一九年癸卯月慈蓮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