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佑攻占了鄧州后。
原以為是能夠快速的傳檄而定不少地方。
但是派出的使者卻沒有幾個成功，僅僅就岳州，朗州，歸州等幾個臨近李佑控制區(qū)的地方。
這就奇了怪。
按理說新野一戰(zhàn)，天雷助著李佑，陣斬了程咬金。
怎么也不至于就這幾個州縣投降。
這可是天命昭昭。
特別是古代這種迷信的時代。
怎么也得是無往而不利。
然而事實卻出乎李佑的意料。
訪問了幾個投靠李佑的儒生。
這才明白問題的棘手。
以子伐父。
在國人眼里。
你就是天命也不對啊。
雖然這時候儒學(xué)還沒發(fā)展到程朱理學(xué)的程度，但是父子倫理這時候也是有一套價值觀。
主要是這套理論從春秋時代便生根發(fā)芽。
特別是其中的“親親相隱”的原則。
兒子就不能說老子的壞話。
在《孟子》中也有為人所熟知的“竊負(fù)而逃”的論斷，父親即使因為犯了殺人罪而被關(guān)押和監(jiān)禁。
作為兒子也會選擇棄天下而竊負(fù)逃，為了父子相隱使殺人者逃避法律制裁也在所不惜。
這一論斷不僅充分賦予了父子相隱行為的倫理正當(dāng)性，而且也體現(xiàn)出了一些為維護親情選擇對抗司法程序的意味，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父子相隱的思想。
儒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理論在漢代正式上升為法律原則。
在這一原則中，容隱的范圍包括了祖父母、父母與己身三代。
這一詔令以國家法律條文的形式確立了該制度。
唐代法律較之于前朝增加了“同居相為隱”這一條文規(guī)定，使得容隱的適用范圍得到擴大，豐富了“親親相隱”制度的內(nèi)容，對“親親相隱”制度規(guī)范的更為詳盡，更具有可操作性。
同居相為隱的范圍，除了親屬外，還包括部曲、奴婢為主人隱瞞犯罪。
這一套可太厲害了。
李佑完全是犯了親親相隱的忌諱。
以下犯上。
以子伐父。
完全就是李佑的原罪。
再加上李佑這名聲不能說是聲名狼藉也只能說是臭名昭著。
盡管有天雷助陣。
然而最唐軍一直把李佑往張角那種感覺去宣傳。
說李佑就是一個張角式的妖人。
張角傳道的所使用的重要計策。
就是用符水咒療病。
這和李佑借天雷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李佑自己想象的天命一出，就能得到敵軍的爭相投降。
屬實是有點天真。
國人是天生的無神論者。
在古代也一樣。
當(dāng)然也信過神。
《詩經(jīng)·商頌·玄鳥》開篇就寫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商朝人做事都必須占卜。
但是到了武王伐紂，明明卜的大兇之兆，卻取代了商朝。
勝利雖然是勝利了。
但是擺在周朝的統(tǒng)治者的一個問題是，神明為何拋棄了紂王？
他們得出的答案是“天命靡常，敬德保民”。
天命沒有常駐，而以統(tǒng)治者的德行為轉(zhuǎn)移。
從這里開始，德治和民本的觀念逐漸占據(jù)了重要的位置。
更是得感謝儒家思想，雖然現(xiàn)在的儒家思想在互聯(lián)網(wǎng)已經(jīng)被批評的一文不值。
但是儒家文化有一點是對的，那就是無神論。
孔子總是先后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和“敬鬼神而遠(yuǎn)之”的論斷。
這種敬而遠(yuǎn)之的態(tài)度。
是儒家學(xué)者面對迷信的總綱。
而隨著兩千年間的傳播。
刻入了所有所有人的觀念里。
唯物觀來自于儒家的務(wù)實精神。
所以李佑妄圖依靠天雷來宣揚天命的想法可能會在中世紀(jì)的老歐洲成為新的圣人，然而這是在唐朝。
這是行不通的。
可能對于底層人民有一定的蠱惑力，但是只要是有一點文化的人，都會覺得李佑是不是在吹牛，程咬金稀里糊涂死了，一定是李佑用了什么陰謀詭計。
畢竟這也沒有攝像機。
口頭傳說而已。
盡管許多逃回來的潰兵都是異口同聲地說說天雷助李佑。
然而唐朝的地方官員相信的并不多。
眼見也不一定為實。
何況他們也沒見過這種不符合自身觀念的奇談怪論。
做過官員，自然是見多識廣。
江湖上變戲法的。
也有許多神乎其神的東西。
但是歸根結(jié)底也不過是假的。
所以根本不信。
李佑在得知這一切后。
自然是得想辦法解決這些難題。
因為不解決不行了，隨著統(tǒng)治區(qū)域的擴大。
自己也不可能事事親為。
得把一部分權(quán)力下放給自己人。
如果自己的“得位不正”，自然不會得到別人的忠誠。
這就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的統(tǒng)一。
首先，李佑決定造謠。
既然天下人都覺得自己以子伐父是不對的。
那么就改變這個性質(zhì)。
自己造自己的謠。
說自己和李世民沒有血緣關(guān)系。
親口為自己的父皇編造一副綠帽。
反正李治總會給李世民戴綠帽，多一頂父皇也應(yīng)該不會生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