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純的錄音,是不能作為“黃得文的鋼琴曲對程芳的自殺起到了直接作用”的證據(jù)的,也不可能作為黃得文量刑的依據(jù)。
因為在法律上,這方面的案例幾乎沒有先例,也沒有具體的法律條文,更重要的問題是,在技術上,國內尚沒有一個專業(yè)的鑒定技術,能夠明確的認定,音樂對人的心理產生了多少的負面影響,而這種負面影響,又在多大程度上對聽眾產生了死亡意念的支配。
還有就是,演奏者究竟是否出于故意,在...
單純的錄音,是不能作為“黃得文的鋼琴曲對程芳的自殺起到了直接作用”的證據(jù)的,也不可能作為黃得文量刑的依據(jù)。
因為在法律上,這方面的案例幾乎沒有先例,也沒有具體的法律條文,更重要的問題是,在技術上,國內尚沒有一個專業(yè)的鑒定技術,能夠明確的認定,音樂對人的心理產生了多少的負面影響,而這種負面影響,又在多大程度上對聽眾產生了死亡意念的支配。
還有就是,演奏者究竟是否出于故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