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管編纂《四庫全書》背后帶來的傷害，在那個時代，由于是皇帝的圣旨，人們到處尋書的熱情十分高漲，掀起了不小的圖書熱潮，找到書甭管認不認識字，總要裝模作樣的閱讀一番吧？
導(dǎo)致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人們的閱讀量呈現(xiàn)爆發(fā)式增長。
而為了編篡《四庫全書》，大批的學(xué)者從外地趕到京城，他們幾乎都是漢族人，就住在城外距離官府較近的北部地區(qū)，他們自然也成為書商的?？?。
因這次圖書熱潮，很多擺地攤的書商大賺了一筆，發(fā)了財，露天攤位的商人，自然忍受不了風(fēng)吹雨淋，慢慢開始擁有了店鋪，于是，琉璃廠一帶變成了書店街。
乾隆皇帝親自主導(dǎo)的《四庫全書》，收納圖書有三千四百五十八種，約八萬卷，這些書籍均由毛筆抄寫而成，最后編篡制作成七部《四庫全書》。
這七部《四庫全書》有五十余萬卷，由匯集于京城的學(xué)者親手抄寫，那么當然少不了大量筆、墨、紙、硯的消耗，而采購這些的商人自然大受恩惠，于是他們在琉璃廠也有了店鋪，不言而喻，在向朝廷供貨的同時，也會滿足學(xué)者私人的需求。
在抄寫《四庫全書》之前，自然要有校對的工作，內(nèi)府的藏書由翰林院提供，學(xué)者們在那里工作，但工作時間大概是從早晨到正午，下午就返回駐地。
雖說是回到住處，但工作不能停，四庫館的學(xué)者們從官府回到住處之后，經(jīng)常去的地方便是琉璃廠，因為這份工作，必須盡可能地查閱各類書籍不同版本的差異之處。
在當時，縱觀整個大清朝，還是江南地區(qū)的藏書最為豐富，而自古以來江南都是豪商富賈最多的地方，他們又豈會錯過這個賺錢的商機？送書到京城可是一本萬利的。
然而，在當時琉璃廠的書商中，卻以江南西道的人，特別是其中的金溪人居多。
原因也很好理解，可能早期有那個地方出身的書商，生意成功后將家人、親戚、同鄉(xiāng)叫來打工，久而久之，這些人不斷各自獨立，形成了一種非江南西道的人就難成為書商的態(tài)勢。
歸根結(jié)底，書商雖是商人，但做的是文化產(chǎn)業(yè)，因而不乏對文化有深刻理解的店主，再結(jié)合自己做生意的經(jīng)驗，很快，在書店成立之后沒多久，就有人開始涉獵出版業(yè)，不過和現(xiàn)在的出版印刷業(yè)不同，那時都是雕版印刷，是非常耗時費力的一項工作，很多時候，印刷書籍只能不計盈虧。
印刷新書虧得更多，他們能做的就是復(fù)刻那些孤本，避免珍品失傳、遺失，說起來，這也算是琉璃廠那些書商的功德，比如琉璃廠的延慶堂劉氏，曾一次性買斷《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棟亭的藏書。
當然，商人總要賺錢，不管多少，還是有很多涉獵出版行業(yè)的書商，從中獲利的。
不過到了現(xiàn)代的琉璃廠，已完全沒有了書店街的性質(zhì)。
除了那門前被出租車當作等候乘客場所的華夏書店，已經(jīng)很難在琉璃廠見到書店模樣的店鋪了。
這跟書店和出版的形態(tài)發(fā)生改變有關(guān)。
像新華書店、商務(wù)印書館、中華書局，還有美術(shù)出版社、文物出版社這類現(xiàn)代化的出版社一個接一個地不斷涌現(xiàn)，可以說，琉璃廠的手工制作出版已經(jīng)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對了，王冶秋氏曾經(jīng)寫過一本《琉璃廠史話》，其中有提到，解放以后，由國家出面開始收集、整理失散的古書時，琉璃廠的書商們再次運用祖輩傳下來的經(jīng)驗，為國家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珍貴的古書，與其由私人珍藏，不如存放在圖書館服務(wù)于更多有需求的人。
那個年代，能夠跟著國家吃飯，絕對比經(jīng)營著半死不活的書店有前途，于是很多在琉璃廠從事有關(guān)書店工作的人，便趁機變賣了店鋪，轉(zhuǎn)為協(xié)助大學(xué)或圖書館收集或?qū)ふ夜艜?p> 有了這段歷史，才有了現(xiàn)今的琉璃廠完全是字畫、古董、篆刻、文房用品的天下。
比如松竹齋或清秘閣等店鋪，在清朝末期是很有名望的，這些店鋪一般也做文房用品的生意，而且都是用料珍貴的高檔品——詹大有或胡開文的墨、賀青蓮或李玉田的毛筆、陳寅生的銅刻、周全盛的折扇，無一不是名家之作，換句話說，沒名沒號的東西也如不了這些商人的法眼！
當然，能夠在這里消費的也不是一般人，看過魯迅日記的都知道，魯迅似乎每年都會到琉璃廠購買文物或碑帖。
不過，琉璃廠也不是一帆風(fēng)順的，當年也有過極速衰落的時段，那是因為清朝廢除科舉制度，沒了讀書人的支持，琉璃廠的生意流失了90%，但即便如此還是勉強生存下來。
再就是清朝末期，琉璃廠也曾有難以啟齒的污點，很多商人忘記了本分，甘愿充當珍貴文物流失海外的渠道，導(dǎo)致國家遭受了大量的損失。
但真要論起對錯，后人恐怕沒資格評判，誰又能想到在那個法制不健全，人們只為了掙一口飯吃的年代，那些人究竟經(jīng)歷了什么呢？
動蕩、惶恐充斥著當時的整個社會，有些人也是走投無路，有些人那真的是只為了錢干出這些營生。
不管如何，那些事都成了歷史，知道的意義遠勝過評論對錯！
其實早在解放前的那段時間，古玩行業(yè)就已經(jīng)在琉璃廠成為主流，遠遠超過了書店行業(yè)，不過因為戰(zhàn)亂，有一部分古董商人帶著他們的寶貝商品逃亡至香江。
但活下來的，基本上都成了今天琉璃廠的主角，比如榮寶齋，這家老字號在制作名人字畫復(fù)制品方面，有著十分高超的記憶，如今故宮博物院在修復(fù)文物古籍時，也要時不時的聘請榮寶齋的專家?guī)兔Γ纱丝梢娨话摺?p> 新Z國成立以后，文物由國家統(tǒng)一管理，嚴禁珍貴文化遺產(chǎn)流向海外，但凡被認定在國內(nèi)有保存價值的文物當然就不能擺放在店面里，但是，允許制作精致的復(fù)制品售賣。
具體的標準由于某些不可抗拒的原因，也就不明說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打聽一下，反正一言難盡。
同一畫家的作品，有的嚴禁帶出境外，有的則允許帶出境外，怎么形容呢？算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吧，嗯~就當真的聽！
言歸正傳，即便是大名鼎鼎的榮寶齋，在解放前夕都幾乎處于破產(chǎn)狀態(tài)，當時正逢亂世的京城，處于極度的通貨膨脹之中，琉璃廠絕大部分的店鋪，生意實在做不下去，直到解放后榮寶齋才重獲新生，并成為現(xiàn)在足以代表琉璃廠的老字號。
榮寶齋正面懸掛的商號匾額是郭沫若的題字，在過去，為商家店鋪的商號牌匾揮毫，是高官和大家學(xué)者所不屑之事，但唯有琉璃廠的商家招牌是個例外。
例如，康有為給長興書局、曾國藩給龍威閣、潘祖蔭給寶森堂、翁同龢給寶古齋和尊漢閣。
但隨著時代變遷，現(xiàn)如今的琉璃廠，除了榮寶齋，幾乎都是像京城文物店或是首都刻字廠這樣的名稱，具有古風(fēng)的店名已經(jīng)很少了。
然而更多的店鋪甚至沒有商號招牌，這些店鋪稱為第幾十幾號，不過熟悉的人都知道，只要你用門牌號去打聽，就有人知道那家店是賣什么的。
林家的店鋪就沒名字，甚至連門牌號都模糊了，能夠光顧店中的無不是在琉璃廠混了半輩子的老顧客。
當然，曾經(jīng)也有名字有門牌號，只是因為某些不可說的原因，匾額摘了，門牌也刻意不去翻新，只留下一個店門，知道的就進去，不知道的您也別費力往里走，店里可沒人招呼你。
尤其是林濤接受祖業(yè)之后，那更是過分，大門常年緊閉，只有看心情不定期開門，開門的總時間加一塊一年不到三個月。
因此，很多琉璃廠的老人，都稱林家祖業(yè)為鬼宅，有趣的是，這個本是玩笑的稱呼，竟然流傳開來。
很多只聞其名不知其大門朝哪開的客人，到琉璃廠找人問幾門幾號，也許對方并不知道，但要是問鬼宅，那么對方很愿意指著某個方向道，“就那~能不能進去看您運氣~”
林劍停好車，晃著王八步在琉璃廠的街面上溜達，好久沒來，這里還是一樣的清靜，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幾位老人家，穿梭在各個店面，一看就氣勢不凡，能消費得起珍寶之物的主。
琉璃廠西街，一眼就瞅見榮寶齋翻修的仿古大樓，雕梁畫棟、古色古香的大樓看著還是有些別扭，但卻符合現(xiàn)代人的審美。
最早榮寶齋是一家南紙店，叫‘松竹齋’，后來才改名榮寶齋，也算是當今琉璃廠的扛把子存在。
榮寶齋的對面有一家風(fēng)格近似的文物店，這家店沒有懸掛匾額招牌，里面售賣的大多是發(fā)帖，林濤就經(jīng)常在這里購買端溪的硯和壽山石的文鎮(zhè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