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鐘麟主政陜西近八載，大興文教，致力于新建、重建書院講舍，例如涇陽味經(jīng)書院，親自籌資撥銀一萬余兩，延請名儒為山長，授課經(jīng)、史、道、政外，天文、地輿、算法、掌故各學附之，開新學先河，久任山長的劉光賁（古愚）終成變法維新領袖，時稱“南康北劉”，今錄味經(jīng)書院二門對聯(lián)，聊觀化育風氣矣：
以生靈休戚為心，練識廣才，名公卿由此其選也；
就吾學切磋所得，通經(jīng)致用，大文章可擴而充之。
且說譚鐘麟帶了吳丙西，與袁保恒同往關中書院而來，書院在永寧門內，自明末由馮從吾（字少墟）創(chuàng)建之后，幾度興廢，清代以來，大儒李颙（號二曲）、孫景烈（字孟揚）、戴啟祖（字敬咸）等先后入主，規(guī)模早是西北最宏。譚公數(shù)度路過，卻未顧及，如今專程而來，監(jiān)院聞聽藩臺大人到了，連忙迎接，客套幾句，幾人直奔古鼎，只見此鼎三足而立，兩耳渾樸，微微外撇，高足三尺，徑兩尺半，外有饕餮雕紋，雷紋襯地，古樸厚重，內刻銘文，袁保恒聲稱共二百九十一字，重三百余斤。吳丙西對古玩深有造詣，撫摸良久，點了點頭，譚公知道乃是真品無疑，當下支開監(jiān)院，對袁保恒道：
“筱烏兄，既然寶鼎并非贗仿，則此事可包在愚弟身上?！?p> 袁保恒大喜，道：
“文卿兄果能相助，真是再好不過，只是不知該要如何報答才好也?！?p> 譚公沉吟一下，微笑道：
“筱烏兄太過客氣，不過愚弟倒是真有一事，倘若老兄能予援手，則必功德無量也。”
“不知文卿兄所言何事？”
“左公早稱渭北一帶，賢能諸多，只可惜各地書院、講舍破壞殆盡，昨日布政使司才有報稱，永壽之翠屏書院，兵災之后，幾同虛設，如翠屏書院者甚多也。愚弟身負文教之責，打算籌建幾處書院，新近見三原賀復齋先生于窯洞中創(chuàng)清麓精舍，甚多感慨，涇陽崇實書院破敗狹小，急需擴展，愚弟尚未及尋訪者，自有更多，倘筱烏兄能資助一二，則是我關中士子之幸事也?！?p> “好，好，文卿兄如此看重文教，愚弟焉能不附庸一二風雅？今日信口承諾，定助老兄建上幾所書院，也算不負關中百姓厚望也。伯寅侍郎之事，全憑老兄做主，愚弟還有些俗務，就先行一步了?！?p> 袁保恒知道譚公在書院還有它事，便施禮告退，之后果然助建書院，助浚鄭白渠，前已有述，不必多表。且說待得袁保恒出了書院，吳丙西低聲道：
“方伯素來厭極賄賂惡行，此次卻違心相助袁學士，莫非真是為其出資修建書院而妥協(xié)？”
“哈哈，子越兄真乃老夫知音也，老夫雖不喜官場習氣，但兩座書院能育幾多英才！左公早有遠慮，故謂關中要事，讀書為急；戡亂雖在武功，而郅治必先文德也?？扇缃穹獛炜仗?，老夫縱是急迫，不過空想矣，咱們這位糧臺大人可稱得上是神通廣大，誰不知道，陜甘之事，籌餉、籌兵、籌糧、籌轉運無不左右逢源，他能為左公看重，自有其妙，不過欲要左公行私，卻也絕對不能，故而做個順水人情耳。當然，此事也不盡為修建書院，一則左公的確感念潘侍郎援手之恩，須略回報方能心安；再則老夫素知潘侍郎嗜文物如性命，借其手以傳之也，如此國之重寶，豈能任其流落民間，君不見與此鼎同現(xiàn)之小鼎，早已泯沒無訊矣。”
“此物不過一件青銅器物，且碩大笨重，重現(xiàn)不過幾十載，售價僅有七百兩，固然算是寶物，緣何認定乃是國之重寶也？”
“先前曾聽一位好友說及，此鼎乃是周初所鑄，銘文記錄彼時盛事，乃我華夏子民祖先之輝煌也，太史公雖記黃帝乃至之前事跡，然無實證，此鼎至少能溯至周初也，豈非罕見？而今我華夏受洋人欺凌已甚，他日必有辱我族人無能之語，示以此等重器，雖有炫弄祖宗之嫌，但亦能堅我信心，以成中興之功也?！?p> 譚公所說好友，自是鄭慶莊，之后譚公作書鄭慶莊與潘祖蔭，促成此事。同治十三年底，此鼎運抵京城，潘祖蔭鑒定之后，確是真品，一時大喜，專門為之建南公鼎齋，刻“伯寅寶藏第一”印，后因潘祖蔭無子，傳至侄孫媳潘達于手上，歷經(jīng)戰(zhàn)亂，幾遭坎坷，先后有美、英商人，日本軍人等屢屢覬覦而不能得，護寶經(jīng)歷，堪稱傳奇，終在一九五二年無償獻出，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即為與“散氏盤”、“毛公鼎”、“虢季子白盤”并稱四大國寶的“大盂鼎”（亦稱南公鼎）也。
兩人正說話間，監(jiān)院回來，三人轉出澤園，穿過允執(zhí)堂，自少不得在至圣先師和乾隆年間御賜“秦川浴德”匾牌之前行禮，聽得郎朗書聲，停留在允執(zhí)堂前四株唐槐之下，各人落座石凳，監(jiān)院命人獻上茶茗，話題自是圍繞關中書院，只聽譚公道：
“黃子壽（即黃彭年）東游，關中書院雖不少耆老賢儒，然聲名總不如前矣，自前朝馮少墟創(chuàng)辦書院，一度與東林、江右、紫陽并稱海內最盛，本朝前有李二曲、孫孟揚、戴敬咸等名儒授業(yè)，近亦有路潤生（路德）、黃子壽等望賢主講，實為我關中人杰第一淵藪。惜如今山長一任，竟無合適人選，左大帥屬意平利武鹿萍（武廷珍），尚無消息，中丞日夜憂思，眼下監(jiān)院先生責任重大，萬萬不可大意也?！?p> “藩臺大人放心，老朽已任監(jiān)院多年，絕不會疏漏，之前關中書院由糧臺監(jiān)管，如今撫臺大人與藩臺大人齊聲過問，乃我書院之幸也?！?p> “之前因為戰(zhàn)亂，撫、藩、臬多有軍事各務，如今陜西已靖，中丞自要親問，老夫身肩文教，不敢瀆職，而今形勢，雖關學式微，但既值國家有變之時，讀書亦不可不變，可謂推陳革新，恰逢其時也，我陜西通省既需復興書院講舍，更需明細今后之課程規(guī)章也。”
“這課程規(guī)章，自來有之，不知還需如何刪增，望藩臺大人明示一二?！?p> “哈哈，先生勿要過急，學業(yè)總須漸進，不宜速成，老夫近日思忖，先需有個框架，大致在重躬行、講經(jīng)義、稽史事、通時務、嚴課程等數(shù)方面，至于規(guī)章，總要謹慎細致，防患于未然，不是一兩日所能成也，先生也可與書院各講習商討，最遲明年修訂規(guī)章如何？”
“謹遵大人指教，其實之前黃山長已打算開設時務一課，奈何東游保定，遂成不了之事，如今藩臺大人既然有言，我等定然從命也?！?p> 幾人遂又聊起聘請山長之事，譚公在杭州時與敷文、詁經(jīng)等書院來往密切，知道大院山長非功名、聲望、學識、品德等俱佳者難以勝任。近年聘請山長，多系上官同僚互相推薦，遂致徇情延請，不問其人學行，往往有名無實，甚而多有庸惡陋劣之輩竄處其中；今后務選端謹積學之人，加意振作才可，一時也是撓頭。之后譚公于陜西文教之事不遺余力，非特力訂關中書院章程，而且先后籌資興建涇陽味經(jīng)、定邊定陽、朝邑友仁、渭南渭川、牟利三山、南鄭天臺等書院，至于修復因戰(zhàn)受損之書院講舍，不下百處，培養(yǎng)英才不勝其數(shù)。光緒末年，這些書院多改為新式學校，雖幾經(jīng)變遷，許多至今亦可尋跡也。
卻說秋去冬轉，時光荏苒，譚公于布政使任上大刀闊斧，力求整頓，三年余時間，陜西一省，無論文教、農政，還是藩庫、倉儲均有起色，比如常平倉、社倉、義倉，于同光交替之際已積糧百萬余石；藩庫數(shù)次出資，刻制印刷多種書籍等，士民百姓無不交口稱贊。至于家人，寶箴又得一子，取名輔宸，自有信來報喜，只是發(fā)妻陳氏身體每況愈下，終至溘然長逝，譚公令寶符、顏氏、鐘氏、丫頭劉氏等皆戴孝祭拜，自己郁郁了很長時間才罷；寶符早已讀書數(shù)年，新近延請新化譚鐘鈞（字秉卿）課業(yè)，譚鐘鈞才思敏捷，學識淵博，只因看淡功名，遂游歷天下，譚公因其與自己姓名相近，在湖南時已知鄉(xiāng)賢，如今譚鐘鈞早已不惑年紀，游歷西域歸來，頓覺此生無憾，遂受關聘，平時既教寶符讀書，又為譚公謀劃，甚是得力。這日已是同治十三年末，陜甘學政吳大澄（字清卿）、西安知府李慎（字勤佰）來譚府閑談，自然就說到了左宗棠奏請陜甘分闈定額之事，只聽吳大澄道：
“陜甘合闈，向有中式名額六十二人，甘肅分二十一人，如今一旦分闈，不知陜西名額是否有減也，文公致力陜省文教，一旦減額，恐減關中士子心氣也?！?p> 李慎也附和道：
“近來的確有人私下抱怨，左公不該多此一舉，甚至有人直言，說左公駐軍蘭州，自然對甘肅有所偏心，損陜西而增甘肅，是為不義之舉也，屬下也不知如何回答，所以想請藩臺大人指點?！?p> 譚公看了一眼譚鐘鈞與吳丙西，三人對視一笑，原來他們最近才討論了這個話題，當下道：
“清卿兄與勤佰兄之疑慮，乃是常情，老夫與左公多次談及此事，左公每道，甘肅地當西陲沖要，南接吐蕃，北連荒服，漢蒙回藏雜處，習尚各別。漢敦儒術，回習天方，蒙、藏崇信佛陀，自古至今，未之有改。是以習俗沾染已深，文道不興，人不向學，自難明理，不明理乃不知行，亂即由此而起，是以歷來難以長久共處也。如今關內平定，自要柔以詩書，以圖國家數(shù)十年之安也，故而左公師行所至，每飭設立漢回義熟，分司訓課，冀耳濡目染，漸移陋習，仍復華風，甚至欲于鄉(xiāng)試設回部專額，使回眾觀感奮興，力圖上進，興教樂學，以移風易俗也?！?p> 李慎點頭道：
“左公思慮自非屬下能及，只是自乾隆年間始，甘肅于鄉(xiāng)試之中即有定額二十一名，已能確保三居其一，何必定要分闈也?！?p> “此事自有計較，甘肅士氣抑塞，主因乃是甘肅士子赴陜應試，路途遙遠，盤費高昂，計甘肅府廳州縣，距陜近者，平慶涇、鞏秦階兩道，有近千里，尚與陜南、陜北接近；蘭州一道，近者千三四百里，遠者一千六七百里，蘭州以西涼州、甘州、西寧，以北寧夏，遠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于肅州安西一道，則三千里或四千里，鎮(zhèn)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也，可想鄉(xiāng)試之難。何況邊塞路程悠遠，又兼驚沙亂石，不易馳驅，較平原行路之難，奚啻倍蓰！士人赴陜應試，非月余兩月之久不達。所需車馱雇價、飲食芻秣諸費，旅費、卷費，少者數(shù)十金，多者百數(shù)十金。其赴鄉(xiāng)試，蓋與東南各省舉人赴會試勞費相等。故諸生附府廳州縣學籍后，竟有畢生不能赴鄉(xiāng)試者，窮經(jīng)皓首，一試無緣。歷來督學陜甘者，有幾人能遠近一體，兼顧無虞？清卿兄督學一年，想來必有體會也?！?p> 提督學政一職，雖有專折奏事之能，名分甚高，但并無實權，而吳大澄乃同治七年進士，由編修出為學政，年齡更小譚公十四五歲，是以說話甚是恭敬，當下道：
“文公所言，自是實情，晚生考稽我朝陜甘鄉(xiāng)試中額情狀，早時兩省額度不分，陜西約十占其九，定額之后，則三居其二，而觀解元之數(shù)，更是四占其三?？v是陜省解元之中，西安、同州兩府則五占其四，榆林、興安兩府竟無一名解元，分布如此不均，殊不可解也。”
“清卿兄所言正是，一省教育，竟至如此不均，何況陜、甘兩省也，關中三府二州三十九縣，其書院、行政、經(jīng)濟、交通、人口，遠非漢中、興安、商州可比，更遑論延安、榆林、綏德也。是以老夫每每憂心，如何平衡，眼下唯有于各府州多建書院講舍，鼓勵士子，再無良策矣，清卿兄年富力強，陜西文教，尚需倚重也?！?p> “多謝文公指教，分內之事，自無旁貸。不過這分闈之事，名額之爭，皆關系兩省士子之心境，文公可有確信乎？”
“尚無確信，不過讀書人舍科第即無登進之階，既欲激發(fā)甘肅向學熱情，必增其名額也。左公有言，圣賢之學，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學者，不因科名而始勸，然非科名，無以勸學，非勸學，則無讀書明理之人也，是以堅請分闈。而我朝自康熙六年，陜、甘析治，然鄉(xiāng)試未分，之后湖廣分闈，兩省合闈者僅余江南（安徽、江蘇）、陜甘兩處，請求分闈之奏頗多，譬如陜甘，就有乾隆元年許容、乾隆四年鄂彌達先后奏請分闈而不得，之后尚有斷續(xù)，如今左公輔以厚望，謀劃深遠，慷慨陳詞，足可令樞臣動容也，是以老夫以為，分闈之事，已有所成。至于名額一事，左公絕不欲損陜西而肥甘肅，何況中額之數(shù)，向來按大、中、小三類以分，小省亦有四十之數(shù)，陜省文教，向不算小，左公欲以捐輸廣額九名，湊足五十名也。至于甘肅之額，左公以為，以分闈增額九名，以甘肅素稱貧瘠，如今捐輸團練，銀、糧、雜項不下四千萬，請加恩再賞十名，如此湊足四十名之數(shù)，亦成小省之勢。如若準奏，甘肅本是陜西之屏障，分闈既增陜西中額，又增甘肅之數(shù)，于我、于鄰皆有益，可謂成人之美矣？”
眾人一齊點頭，吳大澄、李慎大有輕松興奮之意，幾人又閑聊幾句，卻聽李慎笑道：
“藩臺大人乃陜西之藩臺，緣何反處處為甘肅計較？”
譚公聞言，忽而正色，凝思片刻才道：
“老夫身受朝廷重托，怎敢以殄域自囿？現(xiàn)今朝野風氣本即不佳，海防與塞防爭利，各自為是，足令深憂也，老夫恨不在諫院，未能斷喝也！眼下也勸諸位，切不可有殄域之分，清卿兄本就督學兩省，自該傾力于薄弱之處，以求平衡，勤佰兄亦應開拓境界，今后尚大有可為也?！?p> “謹遵藩臺大人教誨?！?p> 其余閑言不表，十年之后吳大澄重勘東北邊境，不畏沙俄，為我國領土完整而據(jù)理力爭，功不可沒；李慎則升任西寧辦事大臣，為晚清民族政策，貢獻頗多，此為后話，略過不表。至于陜甘分闈增額之事，經(jīng)左公努力，終于成功，光緒元年于蘭州新設貢院，廣為取材，大興文教，其輝可炳千秋也。今錄道光廿九年進士，后以尸諫慈禧而享譽晚清的蘭州名士吳可讀，為甘肅貢院所撰一百九十二字長聯(lián)，略觀當時激動之情，并念左公之美譽也：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繼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絕域，問誰把秋色平分，看雄門四扇，雉堞千尋，燕廈兩行，龍門數(shù)仞，外勿棄九邊楨干，內勿遺八郡楩楠，畫棟與雕梁，齊焜耀于鐵馬金戈以后，撫今追昔，飲水思源，莫辜負我名相憐才，如許經(jīng)營，幾番結撰；
一萬里文明培地脈，歷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聲必大，想積石南橫，崆峒東矗，流沙北走，瀚海西來，淘不盡耳畔黃河，削不成眼前蘭嶺，群山疊眾壑，都奔走于風檐寸晷之中，疊堆層巒，驚濤駭浪，無非為爾諸生下筆，展開氣象，推助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