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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褒：修補的事情，已經(jīng)有人嘗試過了。仁宗朝的范文正公，神宗朝的王荊公，他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范仲淹的慶歷新政淺嘗輒止，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卻直接導致大宋失去了半壁河山。直至今日，已無人再敢重提新政變法之事。
?。榱藴p少不必要的字數(shù)，以下將“范文正公”改為“范仲淹”；將“王荊公”改為“王安石”；此外，將放棄對已經(jīng)去世的古人以謚號稱呼的叫法，均直呼其名，以便于讀者理解。當然，裴褒等人在對話中是不會對古人直呼其名的，在他們的認知中，直呼其名是不尊重的體現(xiàn)。）
童子：裴公此言不妥，王安石一力推行的熙寧變法雖說存在著諸多問題，但并不是不變法，靖康之變就不會發(fā)生了。金兵南下，徽宗、欽宗被俘，大好河山葬于人手，當時王安石已經(jīng)過世四十一年了，裴公豈能為今人開脫而諉過于古人呢？
裴褒：我當然不是諉過于王安石，只是對事實做一個真實的陳述罷了。王安石、司馬光均卒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他們?nèi)鍪秩隋局螅绦值?、二蘇兄弟以及梁燾、劉摯迅速分化為三黨，三黨交相攻擊，他們曾經(jīng)可都是司馬光的保守派，卻為了各自的利益反目成仇。哲宗親政后，重用章惇，重啟變法，三黨全部被擯斥出朝，新黨重掌大權(quán)。哲宗崩，徽宗立，向太后垂簾，又用舊黨，新黨紛紛遭到貶逐；徽宗親政，復用新黨，委蔡京以重任。蔡京打著王安石的旗號貪污受賄，實行的任何弊民、害民之策都是假借王安石的名義，最終導致大宋中衰，并直接引發(fā)靖康之變。我所說的真正含義是——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引發(fā)了官場中激烈的政治斗爭，這樣的政治斗爭是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代皇帝都不能制止的，也不是群臣所能自主平息的。說起來，如果沒有金人南下，我們的黨爭恐怕不會如此迅速地平息。
申屠義剛：我是個武人，不知道什么新黨舊黨的。我只知道，王安石、章惇、蔡京這批人執(zhí)政的時候，朝廷對西夏的作戰(zhàn)連連獲勝，其中王安石執(zhí)政期間，派遣名將王韶向西拓地兩千里，為大宋打通西域諸國、重振漢唐雄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司馬光、文彥博主政的第一年，竟然就把王韶及無數(shù)將士浴血奮戰(zhàn)而得來的土地盡數(shù)還給了西夏。這不是賣國是什么？
劉伯和：不錯，我在西夏國任職時，西夏神宗皇帝還曾對我講過，說他年輕時就聽聞了王韶將軍的威名。當時王韶率軍大戰(zhàn)西夏，神宗當時還未稱帝，率王府家丁參與了對抗宋軍的戰(zhàn)斗，結(jié)果坐騎被砍死，他只得下馬步戰(zhàn)。剛剛下馬，宋兵一箭射中了他的臀部，神宗皇帝倉皇逃跑。那一戰(zhàn)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心理陰影，以致于當他聽聞司馬光歸還西夏國土時還不敢相信，認為這是王安石、司馬光兩人商議好的陰謀。
裴褒：說起西夏來，劉將軍能否為我們講述一番西夏究竟是如何滅亡的？我們也好以史為鑒，防微杜漸。
劉伯和：既然裴公請我說一說，我便說說。西夏的滅亡是在十年前（1227），那一年是大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西夏保義二年。西夏襄宗、神宗兩代皇帝執(zhí)行錯誤的國策——即聯(lián)蒙抗金，不僅耗盡了自己的國力，也喪失了最后存活的可能。蒙古多次的征調(diào)使西夏不堪其擾，神宗皇帝仍執(zhí)迷不悟，一味討好蒙古。我多次規(guī)勸無效，最終只得投降金國。夏神宗傳位獻宗，獻宗登基后緩和與金關系，力圖抗蒙，然而為時已晚。獻宗皇帝憂懼而亡后，夏末帝即位，他固守都城，堅持抗蒙。但造化弄人，都城發(fā)生大地震，瘟疫肆虐、糧水短缺，軍民死傷過半。末帝最后無奈請降，鐵木真時已病死，但他為避免末帝反悔，故而遺命秘不發(fā)喪。末帝獻城投降，皇室舉族隨蒙古軍晉謁，行至薩里川時都被殺害。蒙古軍進入都城中興府，大肆屠城，西夏最終滅亡。
裴褒：孟子講過，只有不喜好戰(zhàn)爭與殺戮的人才能統(tǒng)一天下。普天之下，只有我大宋的君主不喜好戰(zhàn)爭與殺戮，可西夏、金國最終都亡在了鐵木真及其族人手中，就連大宋的江山社稷都已經(jīng)風雨飄搖，真令我深感不平與遺憾。
申屠義剛：裴公，我們沒有什么可懼怕的。大宋的旗幟已經(jīng)飄揚了近三百年，投降是屈辱的死，抵抗是光榮的死，相信人們都會做出正確的選擇。蒙軍的確攻勢迅猛，但大江之南還有數(shù)百萬民眾生活在大宋的治下，他們不會眼睜睜看著大宋滅亡的。
裴褒：諸位，申屠的話提示了我，我想我已經(jīng)尋到了一條救國之策。這條救國之策，不是源自于官家和宰相，也不是源自于我們這些士大夫，更不是源自于神佛虛無縹緲的仙力，而是來源于社會最底層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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